四川古墓出土明朝文物,内容颠覆常识,学者:崇祯用心良苦

所以,崇祯对于樊一蘅的任命同时送达了南京,以期南迁后路径打通将诏命送达。只可惜,崇祯的南迁为群臣所阻,未能施行。不过,以从兄身份继位的福王对于先帝的遗命遵照执行,为樊一蘅补刻了“提督川陕总兵关防”官印。这才导致樊一蘅的官印时间为崇祯十七年六月。

最终,在双线作战的重压下,明军精锐损失殆尽。崇祯十七年(1644年)3月,李自成攻入京师,大一统时代的明朝宣告终结,这位励精图治的皇帝“意外”成为了亡国之君。

而樊一蘅就任后,明军在四川势如破竹,到1645年初(弘光元年),明军已攻破叙州、江津、重庆、保宁、顺庆多城,破贼兵数万,史载:“兵二十余万,奉一蘅节制”,樊一蘅驻兵江上,即将克复全蜀。樊一蘅的战绩,也足见崇祯皇帝用人之准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四川南部县意外发掘了一座古墓,墓主为樊一蘅,一同出土的还有一方长11厘米宽6.7厘米的明朝官印,上刻“提督川陕总兵关防”,但背跋却为崇祯十七年六月。

在崇祯下达诏书前,四川、陕西已分别被张献忠、李自成攻占,这也是樊一蘅无法收到诏命的原因。为什么崇祯皇帝在明知诏命不可能送达的情况下,莫名其妙去任命一个空头的川陕总督呢?

参考资料:《明史》《明季南略》《南部县文管所馆藏南明铜印考释》

此外,四川出土的明朝官印,也为我们揭开了一段隐秘的历史。

崇祯皇帝朱由检堪称是明朝最勤政却也是最悲情的帝王之一,他继位的17年里,旰食宵衣,不近女色,每天仅睡三五个小时,30来岁就已有了白发。

只可惜,由于弘光政权的突然败亡,隆武政权的鞭长莫及,以及永历对四川军务的重新调整(任命朱容藩总督军务),导致了樊一蘅对全蜀军务丧失控制权,原本大好的局面彻底崩盘。

如顺治就曾言道:“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,身殉社稷。若不急为阐扬,恐千载之下,意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。”(我如果不赶紧立碑褒扬崇祯,恐怕后世会把他跟失德之君相提并论)

这倒不是清朝有多客观公正,而是因为政治需要。清军入关是打着为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,攻打南明也是以南明君臣“不为先帝报仇,却擅立福王”为借口的。

这也就意味着,崇祯朝对于樊一蘅的任命,是由南明来完成的。樊一蘅原为宁夏巡抚,受弹劾罢官回到四川老家,后又被启用为川陕总督。对此,《明史》曾有记载:“十六年冬,用荐起兵部右侍郎,总督川、陕军务,道阻,命不达”。

其实,崇祯死前遗书“任贼分裂朕尸,勿伤百姓一人”就足以证实,这绝不是一位刻薄寡恩的君王。事实上,即使在是明亡前夕,崇祯依然在尝试着各种可能中兴明朝的希望。如迁都南京(被臣子否决),送太子出逃,调吴三桂入卫。

虽然顺治对崇祯的褒扬带有政治目的,但有一句话却还是被他不幸言中了,后世在评价崇祯时,一改清初的正面评价,开始使用负面词汇。如郭沫若就说朱由检是“刻薄寡恩,急剧失措”。

事实上,就在任命樊一蘅为川陕总督的同时,崇祯皇帝正打算迁都南京。按照这一构想,在南迁后,明朝首先要做的是收复川陕,这是守住半壁江山的前提(南宋的灭亡,即首先始于川陕的丢失,所谓“将图恢复,必在川陕”)。

崇祯朝17年里,有15年时间都在爆发旱灾、瘟疫,赤地千里,民不聊生,这直接拖垮了明朝财政。而失去活路的百姓为求生计,纷纷加入高迎祥、李自成等起义军,攻城略地,成为继关外后金(清)崛起之后,明朝的又一大军事威胁。

南部县文管所学者在研究后认为,这应该是崇祯皇帝为南迁后收复失地,重振明朝所做的良苦用心,堪称最后一计。

然而,命运却和朱由检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。

显然,铜印上的内容是有违常识的。因为樊一蘅总督川陕军务的时间是崇祯十六年冬,而崇祯十七年六月这个年号是南明福王所用(崇祯三月自缢,福王五月继位)。

不过,与南明几位被贬斥的一无是处的皇帝相比,清朝对这位亡国之君却不乏溢美之辞。

 


posted @ 19-07-04 09:49  作者:admin  阅读量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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